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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看到的茶盏是什么颜色

时间:2021-10-25 11:13来源:光明日报编辑:赵亚宣点击量:57499

定窑红瓷岁寒三友印花盘

《试院煎茶》是北宋诗人苏轼咏茶诗的一首代表作,诗中涉及的有关定窑陶瓷的论述历来是学人关注的焦点。例如对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理解就有“定州红瓷说”“定州白瓷说”“定窑兔毫盏说”“定瓷坚硬致密说”以及“茶水色质说”等多种说法,具体哪一种说法更为符合苏轼的本意,还需要结合全诗内容来加以分析。

咏茶是苏轼《试院煎茶》创作的重点,其涉及的北宋茶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。该诗以试院煎茶为起兴,描写了煎水、碾茶、罗茶的各个环节,并在公家与个人煎茶的鲜明对比中,抒发了诗人贫困落魄的失意心情。尽管如此,苏轼用砖炉石铫煎茶的自足,还是流露出那种寓意于物,而不留意于物的达观。诗中最能体现北宋茶文化的内容是: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飕飕欲作松风鸣。蒙茸出磨细珠落,眩转绕瓯飞雪轻。银瓶泻汤夸第二,未识古人煎水意。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,贵从活火发新泉。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,定州花瓷琢红玉。”

蟹眼、鱼眼、松风鸣,是茶文化中对煎水火候的一种把握,亦称为汤候。黄庭坚煎茶诗云:“风炉小鼎不须催,鱼眼长随蟹眼来。”(《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》其二)与苏轼所写汤候相似。但黄庭坚用小鼎煎茶,鼎口宽大,能够用眼睛直接辨识水色形态。而苏轼使用口盖较小的石铫煎茶,一般而言,是先闻其声后辨其色。明人许次纾对此说得较为清楚:“水一入铫,便须急煮。候有松声,即去盖,以消息其老嫩。蟹眼之后,水有微涛,是为当时。大涛鼎沸,旋至无声,是为过时。”(《茶疏》)“蟹眼之后,水有微涛”就是苏轼所说的“鱼眼生”,这个时候的水正适合煎茶,火候若过就成老汤了。按汤候的先后次序,鱼眼生的阶段当视为第二沸,也就是“银瓶泻汤夸第二”的所咏之意。但在苏轼看来,这也未必尽合古人煎茶的本意。他明确表示古人煎水不煎茶,这与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将茶末放入沸水中烹煮的方法有所不同。一方面,他看重唐人李约在煎茶时对水质和火色的讲究,主张“活火发新泉”。活火即使用炭火的火焰煎茶,新泉意味着烹茶要选择优质的山泉水。另一方面,他推崇时人文彦博的古蜀煎茶法。其弟苏辙在《和子瞻煎茶》诗中说:“煎茶旧法出西蜀,水声火候犹能谙。相传煎茶只煎水,茶性仍存偏有味。”在苏氏兄弟看来,西蜀煎茶法除了深谙水声火候之外,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将煎水视为茶艺的一个独立工序,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茶汤的鲜嫩与甘醇,以便充分发挥茶性的独特滋味。这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唐宋不同的茶文化倾向。

鉴于此,制茶便相对成为另一道工序。《试院煎茶》提到的“蒙茸出磨细珠落,眩转绕瓯飞雪轻”,是对北宋茶文化中“碾茶”与“罗茶”的生动描述。蔡襄的《茶录》对这两道工序有明确的记载,即先用干净的纸将茶饼包裹严实进行捶碎,然后立刻反复碾压,茶色就会变白。罗茶时,罗孔细密,茶末就会漂浮在水上;罗孔粗疏,茶末则会沉底不泛。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认为,罗茶时要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,这样才能使茶末轻泛于茶汤之上,尽显茶之色泽。苏轼煎茶自然也少不了这一环节,在诗性化的语言表达中,他碾出了一颗颗美丽的细珠,还罗出了轻盈飘舞的飞雪。洁白的茶末旋转绕瓯而下的样子,正是宋人所追求的制茶效果。

当然,煎茶工艺还需要配备必要的器具,这也是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《茶经》专列“茶之器”25种,《茶录》列有9种。在宋代,选用何种器具烹茶、品茶都有一定的讲究,例如汤瓶崇尚金银质地,茶盏则以青黑为贵。金银质地的汤瓶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代表,民间烹茶多使用铁或瓷石制品。而茶盏的选择,更主要的是配合茶色的需要。《大观茶论》认为,茶色以纯白为最佳,青白色次之,灰白黄白又次之,所以点茶时应该选择青黑色釉面的茶盏,尤其以釉上有兔毫般细密纹理的为首选,这样的茶盏容易呈现茶色的光彩色泽。《茶录》也持此论,其以建窑黑瓷中的兔毫盏为上,主要是衬托茶色之白。相反,青白色的茶盏不易呈现茶色,也就不为斗茶者使用。如此看来,在《试院煎茶》中,苏轼于文彦博处看到的印象深刻的定窑茶盏,未必就是定州白瓷。按宋人品茶的讲究程度,曾任北宋宰相的文彦博既然追求西蜀古法煎茶,其在茶盏的选择上应不会使用连斗茶者都不用的青白盏或定窑白盏。

现在的问题是,何谓定州花瓷,“定州花瓷”与“琢红玉”到底是什么关系?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金末刘祁《归潜志》中所说的“定州花瓷瓯,颜色天下白”,遂认定苏轼所谓“定州花瓷”即指定窑白瓷。也有人更进一步辨析“花瓷”指的是定瓷器壁上装饰的各种花式图案,而非指色彩。清代《南窑笔记》说,定窑“出北宋定州造者,白泥素釉,有涕泪痕者佳,有印花、拱花、堆花三种,名定州花瓷是也”。定窑源出定州曲阳,属白色窑系,受北方水土气候影响,素有“白如玉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的美誉。宋南渡后,江西景德镇曾大量仿制北宋官窑,其中就有定窑,因地理环境的差异,南定窑呈现出与北方不同的青白色,因其釉似粉,又称“粉定”。北方定窑装饰技艺以刻花、印花、划花为主,讲究刻刀的运转与雕琢,而非使用五彩进行点缀。花式内容多以牡丹、萱草、飞凤、盘螭为多,许之衡《饮流斋说瓷》认为这种工艺源自秦镜,其妍细处非人间所有,属于古瓷中的精丽之品。尽管清代陈浏的《匋雅》认为“粉定”系陶瓷的装饰技艺中有彩画一项,但至少在定州窑陶瓷中,“花瓷”的概念仍指向素雅的刀刻纹理装饰特色。

诚然,“定州花瓷”的含义亦非仅指白瓷。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《景德镇陶录》对定州窑陶瓷的记载便有白定、红定、紫定、黑定等多种,并认为宋人以红、白定为上。但在明代《格古要论》《遵生八笺》和清代《古窑器考》《文房肆考图说》以及乾隆的咏定窑诗词中,红定几乎都处于阙如状态,以至于高濂、乾隆皇帝都高度怀疑红定的存在,而把问题直接转到对苏轼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理解上。高濂将“琢红玉”改为“琢如玉”,即认定定窑没有红瓷。乾隆皇帝则认为世见定瓷皆白色,苏轼“琢红玉”诗句欠斟酌,有辞人夸张之嫌。当代定窑复兴者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文增先生指出,古人之所以怀疑红定的存在,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见到过红定。他从事定窑恢复工作30余年,对定窑生产及其窑变规律了如指掌,定窑红瓷是定窑黑釉的窑变色,成因复杂,成功率也比较低,但宋代南北定窑厂均能生产这种窑变瓷器是不容置疑的。他自己也试制成功了一款红润如玉的红定,所以他确信红定的存在。作为诗人的他,对苏轼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理解也不同于前人。他认为“琢红玉”是诗歌艺术的倒装写法,意思是定州花瓷俨然是在透亮柔润的红玉上雕琢而成。

关于定州红瓷,宋人有明确记载。北宋邵伯温在《邵氏闻见录》中说,宋仁宗在张贵妃阁中见到定州红瓷后,便责问她该器物得自何处?张贵妃以王拱辰所献为答,仁宗便以妃子不应收受大臣礼物为由将其打碎。南宋周辉于《清波杂志》中记载,他自己在出使金朝时曾见过定州红瓷,与饶州景德镇的窑变红相比,后者更为鲜艳。可以说,宋金时代的北方地区,定窑陶瓷生产中均出现过红定。元祐八年,在政争中失意的苏轼被派往北宋北部边郡的定州管理军政事务,其足迹亦至曲阳。他对定瓷不会感到陌生,而文彦博所用的定窑茶盏之所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,想必不是寻常白定,而是一件难得的窑变色定。从碾茶时产生的白色茶末以及北宋崇尚纯白茶色来看,其所谓“琢红玉”自然也不是指茶色,而是指与宋代茶文化中器具审美相关联的色定。这种推断只能指向定州红瓷。

总而言之,理解苏轼《试院煎茶》中的北宋茶文化,是解读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关键。定窑陶瓷属白色窑系,在北宋茶文化中,定窑白盏并不如黑色建盏那样适合作为斗碾茶的器具使用。相反,定窑生产的窑变瓷,诸如红定、紫定、黑定倒是迎合了宋人的审美。

(作者:陈博涵,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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